母亲1980年在哈尔滨养病：去北京上海诊治乳腺癌纪实

我的母亲李书贤（1923——1982），原籍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1949年4月参加解放军，1950年在炮兵后勤部总医院（后改为36陆军医院，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又改名为解放军211医院）工作，担任护理员，护士，护士长。1965年转业到哈尔滨市太平区人民医院工作，担任总护士长。1979年离休。1982年病逝。

母亲患病期间，她每天坚持写日记和自传，写了三年，直到她逝世。以下是我根据母亲生前亲手写下的日记整理而成，文中第一人称“我”即母亲本人，以此来纪念我敬爱的母亲。

母亲在哈尔滨记叙去北京上海诊治乳腺癌过程

1980年10月29日 星期三 晴

今天到家是第二天，守沫没上班，在家准备些吃的，到街上买了一些牛肉饺馅和一个羊肚，我在家的大部分时间是做饭吃，其余就是收拾一下带回来的行李和东西。立书就忙于他要参军的事情。对于他当兵，我从思想上说还是愿意他考学，但他不刻苦学习，对高考信心不足，想当兵去，他感到在家前途渺茫，愿意到部队找出路。由于他眼睛近视，对体检信心不足，有顾虑，每天去找人针灸，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又怎么能行呢？对于他参军，全家都同意，特别是他自己更想立刻就能走，特别是我将不久于人世，他的生活出路我那能管得了呢？所以我也没有意见，现在的问题就看他是否能通过体检这一关。

上世纪80年代哈尔滨

1980年10月30日 星期四 阴雨

到家这两天，每天都围绕着在家中的两个孩子的问题和守沫议论，总之这些琐事一到家就没完没了，真没办法。

今天守沫去上班了，冒着大雪。公社来人通知立书去检查身体，他没去，怕一检查就下来，没什么意思，就等武装部看看有什么办法个别体检一下，这种希望非常之小，不过他还在等待着。听说这次是工兵中的架桥部队，他有些动摇了，我也不太想让他去.因为工兵条件差，无机会学习，这时立伟也从学校回来了，因为校内劳动完工这周无事才回来的。

1980年10月31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早上起床吃完饭，立书去针灸，立伟在家洗碗擦地整理卫生，在期间我随便到书书房子看看，自行车丢了，书架上的书也少了许多，我检查床下书箱子也空了，我问立伟，他说别的不知道，十万个为什么大约有20本，还有一些电影、科学实验、科学丛书都不见了，正说着书书回来了，我问他书到哪里去了，他答不上来，我说了他几句，他还跟我顶嘴，立伟狠狠批评了他。

从这件事，使我深受教育。我本想这次不想他去参军，复习高考。可是他确实不想复习，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让他去吧，我生了重病，管不了那么多，只要他能独立挣碗饭吃，能生活，就行了。当然他还是青少年时代，可塑性还是很强的，所以让他早日出去得到锻炼也许对他前途有益的，但是他眼睛近视，没有去体检，还在等武装部后期补检。

1980年11月1日 星期六 晴

昨晚立书十点多钟才回来，我担心他，一直放心不下，等他回来后，很长时间我还不能入睡。我回到家中只有三天，就没有一时心情舒畅过，每天差不多都在生气。吃饭有时每天只吃1--2顿，晚上睡觉也很有限，照这样下去，用不上多久。我命休矣！我不能及早离去，我的人生使命还没有完成，我应珍惜眼前的好时光。

1980年11月2日 星期日 晴

我今天给211医院的司铎、卢桂善同志各写一信，让立伟给带去，特别是卢桂善是先来信给我，说想看看立伟，我想这也许是别有用意......因为立伟在初小时就和卢莎要好，现已成人，可能有想法，当然变化是大的，我也想在我离开人世之前，他能成了家更为理想，通过我给他们写信，回忆了我这次外出看病的经过，现我把它记录下来。

1980年母亲在北京看病期间与父亲

我是八月二号从家动身去北京的。四号就去日坛医院，找到了冯听秀同志，她打电话给余宏超，他在病房参加手术了，不能接待，约我星期四他出门诊时去，我就只好回来了，到星期四正是八月七号，我又托冯廷秀帮助挂了余主任的号，到门诊候诊，等到10点钟他来了，只见他中等身材，秃头顶，身穿一身手术工作服，走向外科门诊，门诊护士把我的病历交到他的诊室。不一会三三两两的人群，都围绕到他的诊室，基本把个余主任给包围了，说不上话，只有在旁边等候，差不多有两个多小时，勉强挤上前去，让他给看了。

他一听说是司铎主任介绍去的，用3--5分钟就作出决定，拿起笔来开了一个诊断书，又给司铎写了一个便条，建议司铎给我做广泛切除，植皮或将左乳腺转移右侧。又对我们说你回哈尔滨去做手术，把肋骨切除几条，叫司铎给你做。

我说我们条件不好，做不了。他说，我几天后就去哈开肠癌工作会议，他不给做，我去给你做。就这样就算完了。我再要求，他说没床，不能住院。等的时间长了，我开会也走了，还是回去治疗好。

我只好走出门诊室，找到冯廷秀。她说我再去说说，她去了好一阵，回来说，要来了一个下周四肠胃会诊预约单，当时我很不明白，我肠胃没病，为什么要肠胃会诊呢？到了招待所，我们都很纳闷。

就在这期间，又托人找到了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又把211医院病理片作了一次鉴定，在大纤维巴痕及异物肉芽组织中见到腺癌组织！他们认为是“手术切口处有腺癌结形成，这是80年8月11日检查的结果（旧片子）。医生看了认为不适合手术，应该去放疗。我到放疗科经医生看后，他说不能放，叫去化疗。我没有去治疗就回来了。

又托人到北京医院检查，他给看了，叫去放疗，认为不适合手术，更不适合做大手术，要做也只能作局部切除植皮，又给转到放疗科，但是就给约到下周来放。

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找人检查会诊，他认为作局部切除肋骨部位清除干净，广泛植皮，然后放疗，作大手术是冒险行为，就这样他们还提出愿意在这里住院也可以，到放疗时他们有汽车统一送到某医院去放疗.这是薛奎元爱人彭国英同志给介绍的。

1980年母亲在北京看病期间与单位同事

回到招待所，经过我们的再三考虑，还是决定到日坛医院去再会一次诊。到了八月十五日，我、佟大夫、赵坤乙大夫我们同去日坛医院接受肠胃会诊，会诊是在一所病房办公室内，参加人数有20--30人，会诊的病人多是内诊病人，我是第三名。

余主任把我叫到里面简单介绍了一下病情，又2--3名医生摸了摸，说他这很小，余主任向放疗科主任说，照顾照顾吧，给放的大一些。于是就决定行局部切除手术，午后两点余主任给做，术后加热放疗。

中午我们吃过午饭，就急忙赶到医院，一直等到晚上4点30分，才到手术室，余主任给消了毒，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做完了，三个只取出两个，并给我开了几种维生素止痛片等小药，又给看了拆线的，放疗的预约单，嘱咐我十天后到门诊拆线。再到放疗科谷主任处预约放疗。

余主任还说我三天后就去哈市参加开会了，但是因为他三个只给取出两个，我心里很不痛快，担心将再复发。心情也十分沉重，只好任他了。

到25号到医院拆线，放疗科会诊，谷主任说下周来吧.再长上几天好，我于8月28号上午又来到医院，他给我制定了放疗方案，先给我加热，说是加八次，后领我到放疗室放疗。先安排十次。

据冯廷秀讲这是深部x线，治表浅层的癌较好，就这样我按时去放疗，不料刚放了一次，X线机器出了故障，不能放疗。只连续加热两次约八天时间，才修理好，9月5日才修理好进行第二次放疗，加热已进行了三次了，继续加热到第六次时，由于机器失灵中间热断，记时不准确，等放到差不多时，又重新计算时间，由于时间烤的过长，大约有30分钟，局部就烫出个水泡来第七次就不敢直射加热。从旁边放疗，第八次就不能再加热了，暂停。放疗我还是坚持去放疗，十六次时局部就糜烂了，这已是9月26号，放疗也停了。

谷主任说还考虑再加四次，可看到局部已破，他说等好了再说，等到10月6号，我又去问谷主任，他说皮肤不能再烤了，半月后烫伤好了，根据情况考虑，现在门诊注射转移因子，隔日一次肌肉注射。

当我们去拿药时，药房说此药怕热，需拿冰敷，当时我想每支药3.00元，三十支需90多元，我们决定到上海去拿着冰壶也太麻烦，不要了，等到上海后再说需要再回北京拿。

10月11号我们就动身到上海去了，到了上海是10月13号，16号到上海医学院肿瘤医院就诊，这是袁荣琴嫂子刘慧同志帮助挂号找的医生看的，她问我看什么病，我说乳腺根治术后第三次复发了，她叹口气说，我没有那么大本事啊！然后她给我检查了，用手一摸我锁骨下已有淋巴结出现，说已有转移，立即将我转入化疗科.化验血项，X光透视胸肺（-）超声检查肝（-）只有血白细胞3800认为太少不能化疗，开了些鹅血片，利血升，沙肝纯等，叫我回来治疗，等血项升上去再作化疗。

我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上海，又到瑞金医院外科和医学院五官科找有经验的医生会诊，他们都认为是病情转移了，需要积极进行放疗或化疗。就是这样我们又到肿瘤医院第二次挂号，要求放疗，外科转入放疗科，放疗科叫我回哈尔滨肿瘤医院，认为本地能治。

佟大夫建议我返回北京治疗，我也想不能放弃一切治疗机会。可是当买到哈尔滨火车票时，我又不愿去北京了，因为去北京还要向单位要钱，去北京还不一定给治疗，如果去了不给治，要多花几百元，还浪费半个月时间。天气渐渐冷了，我们棉衣都没带，还要家中寄棉衣来，再则怕万一放疗身体弱了，回来时都有困难，那时更难想象，所以我决定不去北京了，把立伟的知青朋友小崔帮买的北京火车票让他退掉，但是还退不了，我们先回来了，小崔是星期四就把钱给汇来了，八十元就汇来七十元，说明退票费和汇款费就用去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