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时代中国海权的沉沦

西班牙人开发南洋，主要利用中国劳动力。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说，吕宋“地近闽疆，漳、泉两郡之民，流寓其地者，不下数万”。这些人，每年要向西班牙“输丁票银五、六两”，交了人头税，才有居住权。

马尼拉是金银集散地，华人不知金银来路，以为吕宋产金。便纷纷涌来采金，朝廷也派人来勘察，引起了一场大纷争。对于这场纷争的起因，《薄海番域录》记载道：

万历三十年，有男子张嶷，称吕宋机易山生金豆。朝廷听说了，就派漳州郡丞王时和与张嶷一道前往勘察。王时和等人到了吕宋，被西班牙人责问：“山各有主，何得越采？且金豆生何树？”王时和等人不能回答。西班牙人因此怀疑华人，以兵围而坑之，死者2万余，只剩了300人。

图注:徐继畬

出了这么大的事，当然要有说法，结果，张嶷被处死，王时和被吓死。这样的大屠杀，如果发生在今天，就是反人类罪，要受到制裁，可那是强权时代，王权之刀杀向全世界，西班牙人从美洲一路杀来，本想把美洲据为己有，结果把美洲杀丢了，本想把南洋据为己有，结果把南洋也杀丢了！重商主义只要金银，不要人心，更不在乎人命，这就是徐继畬说的西班牙王国“富而无政”！

更为可耻的是“天朝”，眼睁睁地看着两万多名华人被杀竟然会默认。明朝不出兵有三点理由，一是与吕宋历来修好，不宜出兵；二是胜负难定，不宜出兵；三是斥责被杀华人多为不法之徒不良之人，不值得出兵。

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提到一本书，名《海岛逸志》，乾隆五十六年撰成，作者是王大海。王大海，漳州府龙溪县人，应试不第，泛海至爪哇，徐继畬说他“居噶罗巴十年，赘于甲必丹某之家”。“噶罗巴”泛指爪哇岛；“甲必丹”，为Kapitan之音译，荷语为Kapitein，汉语之意是上尉，普希金著名小说《上尉的女儿》，起初就译作《甲必丹之女》，但它在这里却非军职，而是荷兰人以华治华，赋予华人的自治权力，类似地方总督。

王大海说，华人多“富商大贾，获利无穷”，“因而纳贿和（荷）兰”，求为甲必丹。接着他描述了甲必丹的就职典礼：

“至期，和兰一人捧字而来，甲必丹及诸人出门迎接。和兰之人入门，止于庭中，露立开字捧读。上指天、下指地云：‘此人俊秀聪明，事理通晓，推为甲必丹，汝等乡音以为何如？’诸人齐应曰：‘甚美甚善。’和兰俱与诸人握手为礼毕，诸人退，方与甲必丹携手升阶至堂中。”

这样的场景，可谓其乐融融，中华礼仪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王氏身临其境，因而有了“西洋荒服之国，竟化为邹鲁之乡者”的美好感觉。这样的感觉，自然要影响作为读者的徐继畬了。

徐继畬在《海岛逸志》中还知道了另外一篇《噶喇巴纪略》。这篇纪略，在王大海往噶罗巴前就问世了，是在一种悲惨的气氛中问世的，那时，这位作者“程君”，从噶罗巴回国已经四年了，噶罗巴发生了荷兰屠杀华人的“红溪惨案”，乾隆朝正在调查此事，作者来到京城，拜见了在翰林院做编修的同乡蔡新，是蔡新要他写了这篇纪略。在纪略里，他认为，惨案的发生，是由于“一二环狭之徒，不忍荷兰之酷，倡为首祸，激而成变”。因而他笔下，极言其惨，这与后来王大海的所见所闻差距很大，王大海婉言其“人情未尽”，大概徐继畬有相似观感，也就不再提及其人其文了。

对于荷兰人，徐继畬关注的是南洋海权，没有提过惨案。惨案发生后，清朝的态度同明朝差不多，据说，乾隆皇帝以一句“天朝弃民”，就将那些惨死的华人打发了。徐继畬对此不置一评，也许因为是本朝之事，涉及到本朝皇帝，所以，他不能像对待明朝那样，将本朝丧权辱国的形象晾出来。

他比那位“程君”看得更远，知道惨案的根源，并非“荷兰之酷”，而是中国丧失了南洋海权。天朝要面子，不要海权，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懂这一点，便戴了朝贡面具，让天朝有面子，有了面子，就感觉不到海权丧失。而荷兰人却扔了面具，使天朝特没面子，所以，明朝对荷兰格外警惕。

对于海权沦丧的指责，徐继畬也只是针对明朝，没有针对本朝。可他说的是明朝，心里装着本朝，他以明朝为镜，看的还是本朝。明朝外患是荷兰，本朝外患是英格兰，他写晚明有一杆秤：明朝不行中国行！这杆秤，是否也可以用来称一称晚清？

晚明时期，荷兰人的船往来如“海上马车”，频繁出入于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时人称他们为“红毛”，是一群来自西洋的国家主义海盗。徐继畬对他们的评价，比对西班牙人要高，他批评西班牙人“富而无政”，但对荷兰人表示钦佩。他说：“荷兰为欧罗巴泽国，与鱼鳖错处，受水患最甚，享水利亦最优。”

图注:瀛寰志略

荷兰人因“受水患”，而开辟国土，以共和制治理国土；因“享水利”，而开发市场，以股份制公司运作市场。他们既善于开辟国土，亦善于开发市场，因此，他们的国家主义，没有被国土狭小所限，而以市场来放大，他们懂得市场大于国家。现代化的股份公司，就是由那时的荷兰人发明的。

谈荷兰不能不谈东印度公司，公司成立于1602年，代表荷兰开展海外贸易，由阿姆斯特丹等六城市商会组成，各商会又含有若干个人股东，初始资本为640余万荷兰盾，是世界上首家股份制公司。公司由董事会治理，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由“十七先生”组成的委员会手里。委员会人员，其构成由股份来决定，没有一个商会可以垄断，每个商会派出的商船，其数量和规模，亦由其股份比例而定。

16世纪，英国人虽然打败了西班牙，迈开了向全球扩张的步伐，但英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在17世纪英国革命以前，其发展还要受制于王权。而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共和国的儿子，资本主义的嫡长子，国会是它监护人，国家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致，是国家主义而非王权主义引导了它的贸易。

起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没有分红，而是按盈利情况，分配货物给股东。有人要变现股权，这很自然，便将股票出售了，形成了自发的交易方式。到了1608年，股票交易的合法性被确认，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人们将资本主义理想，寄托在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上，同时，也将人性的贪婪押在了这支股票上，理想与贪婪一起推动股价上涨。从世纪初到世纪末，炒股成了荷兰人的日常生活，钱多者买股票，钱少者买股票期货，机会像太阳一样，在交易所里，每天升起又降落。

行走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大街小巷，你会发现，17世纪的荷兰人，不光是共和国的公民，还是东印度公司的股民，他们以对股票的无限希望，推动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海外扩张。

当时，唯一能制约荷兰人在东方的海上霸权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但不是大明王朝，而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民间海上力量——海商郑氏集团。但是，对于民间海权，清朝视为大患，康熙年间，三次迁界，从山东到广东，沿海居住民都被迁走，寸板不许下水，片物不许越界，违者杀无赦。海禁，将中国民间海权连根拔掉，将海权拱手给西班牙或荷兰，是清王朝的一贯国策。

中国，从来就是由王朝和民间两部分组成的，王朝有时能代表中国，有时不能代表中国。我中华历数千年而不亡，就是因为有着深厚的民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