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市镇的发展，是怎样改变中国的传统社会秩序的？

中国古代社会可能是世界文明史上结构最稳定的社会形态之一，从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帝制之后，一直到近代之前，中国的社会形态和人民的生活方式一直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在汉武帝将儒家文化设定为国家的政治纲领之后，这一形态发生的改变就更小了。

正在进行农耕的古代农民

在以儒家文化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中，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份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且具有特定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社会中最经典的社会分工就是所谓的''士农工商''体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士大夫阶级是管理者，他们协助皇帝统治整个国家。而农民则是最重要的生产者，他们的劳动成果是整个国家运行的基础。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古代中国则经常受到限制，因为他们的过度发展很有可能对农业生产产生负作用，对国家的税收根基造成影响，因此他们的身份也较为低落。

不过在明朝年间，由于税收制度的改革和百姓生活方式的转变，人口的流动性逐渐增强，城市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就催生了全新的市民阶级，也有不少人脱离了农业生产在城市中谋求生存。这样的变革使得传统的社会分工有了瓦解的趋势，这也要求当时的文人们提出新的思想学说来指导人们的生活，以李贽为代表的以获利为正的思想家们也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明代思想家李贽

明朝中后期税收制度改革和手工业发展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小农经济作为主体生产方式的国家，小农经济的核心理念是自给自足，以农业生产为主。因此古代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依附性极强，而且没有十分强烈的扩大再生产意愿。

在明代之前，中国传统家庭的生产方式大致上可以用''男耕女织''来进行概括。一户人家中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负责农业耕种以获得口粮和需要缴纳的田税。而其余的人则多在家从事纺织等基础手工业生产，满足家人穿衣的需求。在当时由于多用粮食来缴纳田税，因此手工业生产带来的钱财并不能覆盖这部分支出，农民们在手工业生产中付出的劳动也就十分有限。他们的手工业生产多以自用为目的，虽然在宋代之后已经出现了比较发达的贸易市场，但是对于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们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

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繁华的商业城镇

在明朝初期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依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作为帝国统治基础的农民们依然在进行着千百年来就不曾改变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可是到了明朝中期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当时随着明朝在对外贸易中不断获取大量的白银，让白银逐渐成为了国家最为重要的货币。与此同时明朝国内出现了许多希望赋税制度改革的声音，他们认为明朝繁重的徭役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干扰，因此希望能用其他方式来代替这些杂役。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明朝政府推出了银纳化的税收改革方针，他们将杂役和田税等赋税计算在一起，统一用白银进行结算。这样的改革让农民们能够从繁重的力役中解脱出来，对于整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不小的促进作用。

明代银锭

而银纳化改革的另一个影响也逐渐显现了出来，那就是其第一次将农户们的手工业生产和田税联系到了一起。在进行改革之后，田税从纳粮变为纳银，因此通过手工业生产得到的商品也能换取白银的方式来缴纳田税，这让农业生产不再成为必须的工作。

在当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长江入海口一带，由于那里的排水很好，而且土地中盐分含量较高，因此并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但是这样的水土条件却十分适宜种植棉花。不过之前为了满足田税的要求，当地的农民不能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在银纳化之后，这里的棉花种植面积快速扩大，这也让这里的纺织产业快速发展了起来。当时住在这里的农户主要负责种植棉花，并将其通过粗纺制成棉布，然后拿去集市上售卖。这种生产方式在《松江府志》中有如下记载：

''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一空，其衣食全赖此。''

正在织布的女子

由于当时明朝政府有对外的战争，因此对于衣物有比较大的需求，所以棉布的价格也较高，相较于农业耕作，通过棉纺行业进行生产能够获得更加多的收入，因此不少百姓都开始放弃种植粮食作物，转型专门的棉花种植户。在不适合种植棉花的地区，农户们则大多变成了专门的纺户，负责从产地收购棉花，然后将其纺织成布。这样的生产方式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迅速开展起来，许多新的商镇也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一地区。

明代松江府遗址

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让很大一部分农民从农业耕种中走了出来，他们中的一部分变成了专业的手工业者，而这让帝国之前传承了几千年的分工结构出现了极大的松动，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转向城镇的人口流动，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诞生了新的社会秩序。

明朝中后期商镇规模的扩大以及传统身份秩序的变化

在前面提到，为了满足交换生产资料的需要，在中国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商镇，而这些商镇的规模在它们出现之后也在不断地扩大。这样的发展趋势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流向城镇。

明朝繁华的城镇

但当时明朝的生产力毕竟有限，建立在农业生产之上的手工业发展规模不可能发展地太大。因此后来农民便很难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了。可是城市的繁华依然吸引着大批农村青年进入城镇，这些人在进入城市之后没有办法从事生产，为了谋生不得不做起了非法的勾当。

明代市镇中的贩夫走卒

当时每逢棉花进入市场的时候，做中间人的牙行都会雇佣一批无业的年轻人做手下，让他们召集从农村进城的农民，并将他们带到商铺。不过这些年轻人并不会好好做事，他们会抢夺这些农民的物资或者将他们带到虚假的商铺中，收取的他们的货物并让他们到不存在的地方领取货款，这让这些朴实的农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棉花

这部分年轻人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在城市里谋生，他们也逐渐形成了新的职业——无赖，这些人在城市中游手好闲，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大多为城市中的富豪们工作，负责保卫他们的安全或者执行一些见不得人的任务。不过随着富商们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得到了官府的保护，因此无赖们对于富豪变得可有可无。

为了谋生，这些无赖们结成了帮派，在市镇中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欺诈勒索，坑蒙拐骗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吃亏的农民和市民慑于他们身后帮派的暴力手段不敢与他们作对，只得忍气吞声。

中国古代的市井无赖

无赖们的存在对市镇的正常运行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他们希望官府能够出面对他们进行管理，而且当时不少市民对于政府规定的部分力役不是很赞同，认为这干扰了他们的生产，希望能够取消不必要的杂役。于是他们向官府提出申请，希望官府能够为市民的利益考虑，做出一定的改变。

但当时的官府却对于市民们的要求不管不问，反而抓捕了不少情愿的市民，并让他们带上枷锁到街头游行示众。这样的做法激起了市民们心中的怒火，他们纷纷联合起来，用暴力手段解救出了被关押的同伴。并放火烧毁了抓捕市民代表的乡绅的宅邸。此事在《张司马定浙二乱录》中有如下记载：

''五月朔抵台治事情，而诸无赖啸聚益众，尽毁诸柵及柵樵，揭长竿裂所掠衵衣帜，持白刃而响应者可二千余。''

明代市民

这次暴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它的出现说明当时新兴的市民阶级已经不再愿意受到传统士大夫阶级的管辖了，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的权力，来保证其生产生活的自由。这样的情况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他们必须要提出一些新的思想来解释当下的社会现状，并且重新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否则这样的冲突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新社会秩序下知识分子的探索

前面提到在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其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农民和土地结合的松动。当时大量的农民放弃农业耕作，进入城镇谋求生计，这造成农民数量的减少和手工业，商业从业者的增多，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农民为基础的行业金字塔结构出现松动。

明代贸易图

另一方面随着市镇中常住人口的增加，市民阶级逐渐成为了新的利益集团。他们并不处在儒家以职业身份框定的士农工商四类人中。将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在当时和政府官员之间产生了比较尖锐的矛盾，这让士大夫阶级的控制力出现了大幅的削弱。

从上述两个方面的转变中我们不难看出传统儒家思想提出的由士农工商组成的传统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农民的数量在减少，士大夫的地位在降低，手工业和商业的从业者则在寻求他人的认同。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明朝中后期的文人们开始提出新的理论来解释当时出现的社会问题。

明代外贸瓷器

在当时最先被提出的理论是''功过格''理论，这个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让私欲合理化。在之前的理学框架里，人的私欲都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人的逐利性逐渐成为了大家认可的事情，为了能够在儒家理论上使私欲合理化，文人们提出了''功过格''的理论。他们提出人每做一件事情都会根据其好坏来为自己积累所谓的品性点数。人在满足私欲的时候往往会积累负的品性点数，这时候就要求人们通过做善事来弥补这部分缺失。

明代富商

功过格理论的提出并没有使私欲合理化，在其价值评判体系中这样的行为依然是不值得提倡，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其教授人们补救措施的做法其实也给了其一个合理化的解释，那就是只要你能用更多的善行来弥补自己为了满足私欲造成的影响，那么其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则其实是儒家文人对于逐利行为的一种妥协。

不过儒家学子中也有人希望从根本上解释逐利的合理性，他们中以出生在泉州的李贽为代表。他认为逐利性是每个人的共性，即使圣人也不能免俗。他致力于将圣人平民化，并宣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希望从人性的角度解释逐利性的合理之处，可是这和当时主流的理学观点冲突太大，最终害得其锒铛入狱，并在狱中自杀。在《道古录》中李贽是这样解释自己的思想的：

''夫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

虽然李贽没能成功建立其自己的学说，功过格理论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但是从他们的出现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当时社会新秩序对于儒家文化的冲击之猛烈，而这样的社会变革也确实让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新的思潮，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向前发展。

李贽塑像

结语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其发展过程中，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一直是其独特的特点之一。尤其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确立的士农工商的社会构成，更是千余年来中国最根本的社会秩序。不过随着明朝中后期银纳化的税收改革以及商业的发展，中国南方出现了大量市镇，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之前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一方面市民阶级成为了新的利益集体，他们提出了对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反抗，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基础的农民的数量在不断减少，这让传统社会秩序的基础出现的松动并到了瓦解的边缘。新的社会阶层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传统的商人阶级开始寻求地位的上升，这都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必须要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来指导人们的生活。

在这样的情况下，功过格等理论相继被提出，他们没有给逐利行为一个合理的解释，却默许了其存在，这对于当时尖锐的身份对立起到了缓和的作用。而李贽等人希望从人性上解释逐利性的行为虽然失败了，但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进步，他体现了人们对于传统儒家文化体系的反思，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