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口之战：为上海抵御太平天国的澳门舰队

公元1851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突然兴起，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都逐步为硝烟所笼罩。尽管满清朝廷为扑灭起义者而费尽心机，却还是让对方顺利触摸到长江流域。原为财税重镇的江南各地，也被直接拖入战争中心。

此时，刚刚开关不久的商埠上海，意外成为交战各方的缓冲地带。许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援助输入，皆由此地扩散到沿岸各处。通常不为后人所注意的长江口之战，便是在这样复杂的大背景下孕育而生。

在五口通商城市中 上海无疑是获利最大的那个

早在1842年夏季，上海因《南京条约》的签订而获得门户地位。虽然英国早就人对这座沿海小城的经济潜力有过预见，但当时的大部分观察家却对此表示怀疑。至少在长期活跃在沿海各地的欧美商人看来，宁波才是那个最有变现价值的贸易口岸。然而，随着3年后的《租地章程》签订，上海很快就依靠空间优势与交通便利，追上了曾压制自己近千年的浙东邻居。一时间，两座毗邻的港口城市展开自然竞争，并基本在太平军兵临江南前已分出胜负。

到了公元1851年，也就是洪秀全与一班草台天王合力起兵的阶段，上海的水运贸易总量已基本对宁波达成反超。大批来自广州或厦门的欧美商船，都能依靠航海技术的进步增长航程。从而直接绕过杭州湾以南的浙东，再从北方的吴淞口驶入黄浦江锚地。然后将出售的商品交由本地代理商承接，走更为古老的苏州河航道输入内陆。长三角一带的出口货物，也大体以相似的模式被送往海外。

一口通商时代 活跃在珠江的各类商船

受此影响，许多原本活跃在广东沿岸的本土商队、海盗和帮工，也纷纷追随外商的轨迹去北方讨生活。由于所用的中国式帆船存在性能缺陷，故而还是将宁波作为重要的泊地和市场。加之彼此间也不免有各种突发摩擦，便致力于买西洋军火武装自己，或是掏钱请水平更高一些的船只提供护航。于是，长期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便成为该领域内的佼佼者。不仅因为他们与伴行的广东同行十分熟悉，还在于自己就经常使用改良的中国式帆船，且战力终究是在普通民团之上。以至于当江浙水域的清朝官员想要雇外籍佣兵作战，还是会首先考虑这些深耕中华多年的弗朗机。

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势力突然由长江中游攻入南京，并将清廷格外重视的江宁改为天京。在此过程中，水师力量的发挥功不可没，也让更下游的上海被纳入其攻击范围。

从进入长江中游起 水军就是太平天国的最大后勤保障

虽然洪秀全等人的老班底都来自广西内陆，却可以在不断攻伐的半路上收纳各行业人才。比如为他们编组正规水战部队的大将唐正才，就是在途径湖南时来主动投靠的地方船商。他常年在湘江等地贩运木材与粮食，所以对组织和训练船队的事物都非常熟悉。继而从自己最擅长的后勤供给起步，迅速成长为天王麾下的水战专家。先是组织人手打造出多座船桥，让太平军顺利渡江占领武昌，然后还屡屡以夸张的视觉震撼吓跑清军水师。等到天王将后宫搬入南京，已经能用迅速建立的船厂进一步扩编舰队规模。

与此同时，坐镇上海的苏松太道吴健彰，正在为如何保护辖区的航道而烦恼。这名原籍广东香山的商人官僚，早年就在广州十三行与外商有密切联系，因而希望向租借地内的英美法三国侨民求助。然而，当时的欧美各国为商业利益考虑，并不打算直接插手清朝内战。哪怕经常有太平军的水师舰船从南京渗透过来，对运送粮食和商品的船只肆意劫掠，也希望等局势明了后再做外交决断。因而，他们仅仅承诺以临时武装保护租借及周边的小块区域，而对真正意义上的协防或出兵助剿都没模棱两可。逼的吴健彰只能靠吴越本土商贩征集船只，临时拼凑出用于勉强应付的官家水师，并从宁波雇佣来专职押运护航的澳门籍武装商船。

原籍广东香山的 苏松太道吴健彰

公元1854年4月1日，由13艘武装商船组成的澳门舰队抵达上海。他们很快就与吴健彰筹划的吴越水师汇合，浩浩荡荡的向着上游方向驶去。由于清军在战区的两端设有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所以太平天国也将主要的后勤线路改到水面，并将不少兵丁被派驻水师执行外围警戒任务。于是，匆匆成军的澳门-吴越舰队，在驶入长江口后不久便与之撞面。有意思的是，双方所用大部分舰船在大小与形制方面几乎完全一致。因为即便是远道而来的太平军，也是从缴获的清军水师舰船开始蹒跚学步。唯有澳门的西式中国帆船，拥有以欧洲风格的龙骨和船壳，因而更有抵御炮击或大风大浪的资本。

战斗开始后，联军的火力优势很快就得以体现出来。这主要是因为太平军舰船的枪炮，基本都源于土造或缴获的清军绿营配置，实际性能非常堪忧。与之对阵的澳门-吴越舰队，则可以直接购买各类二手欧式武器，自然在远距离的对轰中占有先机。不过，太平军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直接调头躲入清晨的雾气之中。至于满布江面的火药尘埃，也在客观上为其制造出绝佳的隐蔽效果。身后的联军舰船却还是不敢大意，只能按部就班的继续匀速追击。

起源于澳门的 西式中国帆船

中午过后，满布长江口的雾气逐渐随阳光散去。先前后撤的太平军侦查船也重新折返，引导着大股战舰向联军策动反击。根据唐正才平日定下的条例，他们并不寄希望于在水性或火力方面占任何便宜优。反而更看重视觉威慑，让所有船只都张开风帆冲刺，以便利用潮汐和风险的天然优势形成集团冲锋。不少吴越船主因这样的宏大场面而不堪重负，纷纷不打招呼便擅自逃离原先位置。只留下一脸惊诧的葡萄牙人愣在原地，迅速被蜂拥而上的太平军战船合围起来。

在之后的2小时内，这13艘澳门武装商船就只能被迫求生，奋力迎击整支太平天国舰队。后者也使出自己惯用的第二套战术，不断催促各舰轮番上前交战。因为每艘船上都安装1-2门火炮，使得火力点相对分散，整体密度却依旧非常可观。但土质枪炮的质量终究太过低劣，几乎无法伤及坚固船壳，因而也难以对采用欧式建造规格的西式中国帆船造成决定性伤害。加之平日里都习惯于靠体量与士气压制绿营，自然在遭遇有较强抵抗力的敌手又显得手足无措。

早期的太平军水师 太过沉迷于人海震慑战术

最后，这场原本是注定惨烈的长江口之战，便以13艘澳门武装商船的率先撤退而宣告收场。因为遭遇敌船的数量规模实在过于庞大，葡萄牙人几乎打光了手头的全部弹药。太平军方面自知不是敌手，也没能再开展任何追击行动。无力从战略还是战术层面上看，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平手。

当然，长江口之战还是给危难中的清廷以很大启发。刚刚上任不久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便极力从广东沿海网络大量同样采用西式结构的中国帆船，交由新募集水师开往长江下游助战。这些在历史上被称为“红单船”的特殊群体，便赶在著名的湘军组建之前，称为清廷死守江南半壁的最有利保障。至于先一步救场的葡萄牙人，也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就悄然淡出，由英美法等顶级列强自己来协防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