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断送了日本刚建立的政党政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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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9点多，驻奉天的我军遭到中国军队攻击，为应战，我军袭击敌军兵舍，中国军队逃跑到奉天东北，我军目前正在长春与敌军炮兵旅交战。”

1931年9月19日上午，陆军大臣南次郎给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打来电话，随后外务省方面也送来详细汇报，这位首相这才了解到“满洲”前线正在发生事变。面对事变如何决断，若槻礼次郎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整个日本政坛的目光。

针对“九一八事变”，通行叙述侧重于关东军与东北军两方面，集中阐述日本军部对华侵略野心与东北军从抵抗到不抵抗的全过程。不过需要注意，“满洲事变”不仅对于中国是重大事件，也在日本政坛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成为“军国昭和”的开山之作。日本军部为何能够逐步架空政府，为何日本经营多年的政党政治无法限制军部，其原因都能从事变发生第二天的“九一九事件”里找到踪迹。

所谓“九一九”

9月19日上午10点，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质疑“中国军队主动开枪一说”，并通过外务省系统文件质疑关东军才是真凶；随后若槻礼次郎诘问斥南次郎，并要求事件“要朝着不扩大方向而努力”。

下午1点半，若槻礼次郎晋见天皇，提出在没有内阁决议同意的情况下，任何军队不得擅自出动；下午2点，南次郎（陆军大臣）、金谷范三（参谋总长）、武藤信义（陆军教育总监）三位代表着陆军主要官僚系统的“陆军三长官”召开会议，同意政府基本策略：“事变不扩大”，也就是尽可能将影响局限于奉天一带。

但需要注意，“事变不扩大”只是一种宏观态度，并没有具体指示关东军应该在哪里停止进军，也没有规定打哪些城市、哪些军事据点就算是“扩大”。更麻烦的是，日本内阁与陆军高层仅仅注意到关东军，却忽视附近的另一家日本军事部门——朝鲜军。

9月19日上午8点半，就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下令派遣两个飞行中队越境侵入中国；10点，陆军前锋部队坐上火车开赴鸭绿江中朝边境，抵达新义州以后派遣一个大队（营）兵力的日军越境侦查。按照1908年《陆军刑法》第二章“擅权罪”第37条规定，“对于权外之事，司令官无不得已理由而擅自调动军队，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监禁。”目前东北军无意进攻朝鲜，朝鲜日军却进入非管辖地，若追究起来，林铣十郎必然会被判刑。

如果越境者只是中低级军官，陆军尚可弃车保帅，但林铣十郎已经官至陆军中将，一旦除掉他，那么挑起柳条湖事件的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更会面临进一步处罚，关东军系统整体就会面临崩溃。

所以唯一方法，就是借助“帷幄上奏权”，由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直接向昭和天皇请令，追认行动合法。

所谓“帷幄上奏权”，是1909年9月12日《军令相关事项》所定权力，其中借助明治宪法第11条所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一语而确定“统帅权”（即对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独立，进而允许高级军官针对军令事务可以直接向天皇汇报。

按照明治日本法律机制，军队事务分为“军政”（后勤、训练、研发等）、“军令”（指挥、作战、情报等）两部分，前者归属内阁管辖，但后者归属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分别管辖，长官（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并不在内阁成员之列。换言之，内阁在法理上无法节制陆海两军，一旦军部要求陆海军大臣辞职，内阁便无法继续维持——这种制度缺陷也成为军部暴走的滥觞。

但在实际运作上，由于政党政治受到国民拥戴，军部舆论地位低下，在1912年-1940年之间，帷幄上奏权并未被军部用于摧毁内阁。比如1930年围绕是否签署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海军与内阁存在巨大争执，军令部长加藤宽治要求“帷幄上奏”、以天皇名义禁止内阁代表日本签署条约，却遭到前军令部长铃木贯太郎反对，只得作罢。

事实上“满洲事变”过程中，陆军少壮派军人虽然反对“事变不扩大”，但对于参谋总长直接“帷幄上奏”也持反对情绪。正如少壮派核心人物、陆军省军务课长永田铁山所言：“增兵便要有经费支出，未经内阁承认而以统帅系统单独帷幄上奏，极为不当”。

“帷幄上奏”固然好用，但除非内部意见完全统一，否则无法使用；内阁虽然在法理上不能限制军部，却可以掐断钱粮。

那为什么若槻礼次郎会打破“事变不扩大”原则呢？

置身事外的“宫中重臣”

9月19日傍晚，若槻礼次郎找到贵族院议员原田熊雄男爵。

原田熊雄虽然只是一名普通议员，却是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私人秘书。由于西园寺正在京都无法迅速联系，原田熊雄便另外找到三位“宫中重臣”：一木喜德郎（宫内大臣）、铃木贯太郎（侍从长）、木户幸一（内大臣秘书官长）。

战前，宫内省是拥有25个分支机构、总人数超过6000人的庞大官僚机构。由于距离天皇最近，宫内省高官也以明治元勋后人及天皇亲信为主，如木户幸一是木户孝允的长孙，牧野伸显（内大臣）是大久保利通的次子，铃木贯太郎则是深受天皇信赖的海军大将、日后作为战争最后一任首相负责战败投降事宜，至于旧公卿家族出身、曾两度出任首相的西园寺公望，更是当时在世的唯一敕命元老。

以天皇权威为轴心，加上各“宫中重臣”本来拥有的权力及背景，宫内省在战前形成了丝毫不亚于内阁、军部的另一个政治集团。到1934年，“宫中重臣”进一步制度化，“重臣会议”成为决定首相人选的必要程序。若槻礼次郎在这个节骨眼找到宫内省集团，目的便是以内阁联合重臣，共同压制陆军暴走。

这场小型会议上，原田熊雄向三位“宫中重臣”解释了内阁面临的“九一九”问题，并希望能得到“统制军部的良策”。按照原田的想法，可以邀请陆军大将闲院宫载仁亲王（军事参议官）出面，以皇族身份稳住陆军，再进而从京都邀请西园寺公望稳住大局，事情就解决了。

然而木户幸一却并未同意：“值此难局，首相若总想着求助于他山之石，甚是无趣”。作为明治元勋后人，木户幸一发言非常婉转，“无趣”一言已经是最强否定式了。没办法，9月20日一大早，原田熊雄便把“宫中重臣”的态度汇报给若槻礼次郎：“如今除去动用内阁会议压住陆军之外别无他路”。

“宫中重臣”不愿意积极承揽责任，要求内阁以自身能力解决问题，但问题在于，即便若槻礼次郎可以在会议上压制陆军，陆军中层官僚仍然可以暗中推进计划。

早在9月19日陆军三长官传令“事变不扩大”以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今村均立刻提出《满洲时局善后策》，明文要求军部不管内阁决议，一定要增兵；9月20日上午10点，三个陆军二把手杉山元(陆军次官)、二宫治重(参谋次长)、荒木贞夫(陆军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开会，决定“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哪怕政府崩溃也在所不惜”。

9月20日下午，永田铁山根据参谋本部作战课的《满洲时局善后策》，制作陆军省的《时局对策》：如果政府一定要求事变“不扩大”，陆军也没必要反对，只不过如果“满洲”出事，陆军可以发动“帝国自卫权”，“临机处置”。

需要注意，虽然永田铁山本人对于“九一八事变”这个时间节点的选取有些不满，但早在1931年4月，他便带领4名陆军课长级官僚商议决定《满洲问题解决方针大纲》，决定采取武力行动“解决满蒙问题”，时间定为“约一年后、即来年(1932年)春天”。大纲迅速传给关东军，成为“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性文件。

换言之，若槻礼次郎即便连续召开内阁会议，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9月21日上午内阁会议开始，南次郎一反过去态度，力陈增兵必要性，并提出如今已经不可能“回归旧态”，最多只能“维持现状”；到了下午，内阁会议还没有结束，朝鲜军的混成第39旅团就正式越过鸭绿江，侵入中国。

对于“独断越境”一事，9月21日当晚，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天皇报告，内大臣牧野伸显则私下给若槻礼次郎传话，提到“内阁决定满洲事变不扩大一事”极为“适当”，天皇希望内阁“进一步努力”；9月22日上午9点半，若槻礼次郎觐见天皇，更获得天皇直接肯定：“事态不扩大这一政府所定方针，我也认为极为妥当，应努力贯彻这一精神”。

虽然有天皇言辞肯定，但“宫中重臣”的所有帮助也仅停留在言辞层面。针对天皇发言，木户幸一甚为不满，抱怨到“（天皇发言）会被认为有周围人在出主意，军部据说极为愤慨”，“元老（西园寺公望）上京会让军部反感，反而有可能让军部态度更加强硬”。

或许是受到木户幸一影响，身处京都的西园寺公望虽然提到“没有天皇同意而动兵，陛下绝不会允许这等事发生”，却始终隐居不出，直到事变已经基本解决后的11月1日才来到东京。

前有陆军中层将校暴走，后无“宫中重臣”支援，若槻礼次郎受到三角形的两角挤压，只得承认“既然已经出兵，那也没办法了”，最终同意提供军费。随后若槻礼次郎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先后觐见天皇，朝鲜军“独断越境”合法化。军部就此开创一个重要先例：先斩后奏，只要成功了就会得到支持。

日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政党内阁，开始面临消亡。

若槻礼次郎的心境

针对“满洲事变”处理一事，若槻礼次郎曾在战后自传《古风庵回顾录》里提到：“不出兵也就无所谓，一旦出兵又不给军费，那士兵恐怕一天也待不下去……如果就这样撤兵，那么(关东军)一个师团兵力恐怕会遇到毁灭之灾……日本(在满洲)民众一定会遇到麻烦。”

整部回忆录中，若槻礼次郎动用大量篇幅提到青年时代的求学与官场经历，却对这起震惊世界的“满洲事变”只用“不听话的军队”这一小节匆匆带过，甚至对于原因的解释也显得似是而非。或许某种意义上，他并不想对这次政治失败提及过多，也并不想在一本注定出版的书上指责尚在人世的当事人。

直至如今，日本舆论界仍有不少人指责若槻礼次郎性格软弱，没有在一开始就掐住军部，这才有了后面的军国主义暴走。但如果梳理一下他的个人经历，很多事情会更加明朗。

虽然若槻礼次郎并不打算扩大，然而很快日本就被绑架上了军国主义的战车，并宣布国联的决议“非法且无效”，“堂堂”退出国联，走上了发动战争的不归路。

若槻礼次郎第一次组阁是在1926年1月-1927年4月。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当时日本政府为了援助频临破产的台湾银行而在国会休会期间发布紧急敕令，结果审核部门枢密院却以手续违规为由将其否决。若槻礼次郎无法平复这起风波造成的政治震动，只得辞职下台，首相职位也让给了陆军出身的田中义一。

而且到了田中义一刚刚上台，便发布了与若槻内阁几乎一样的紧急敕令，却迅速获得枢密院通过。田中义一之前急于获得首相职位，而枢密院议长仓富勇三郎又对政党政治持怀疑态度，双方便合谋倒阁。第1次若槻内阁也成为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枢密院颠覆的内阁。

需要明白，枢密院与宫内省、贵族院相似，均以贵族或重臣出任高官，比如仓富勇三郎本人也曾在宫内省任职，也长期担任贵族院议员。在这起事件以后，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若槻礼次郎便对政治失去兴趣，甚至于将后辈滨口雄幸提拔为党派首脑，并在1929年底开始就任日本首相。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到来，加之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激起矛盾，滨口雄幸在1930年11月遭到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刺杀，重伤入院，最终在1931年8月去世。

需要明白，签署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日本代表正是若槻礼次郎，而在滨口雄幸遇难后，他也被迫第二次接过首相职位。

从第一次组阁辞职与滨口雄幸遇刺事件里，若槻礼次郎便感受到“敌人强大，身后无援”的惨况；而在“满洲事变”里，“敌人”陆军依旧强大，“身后”依旧看不到任何贵族支援，甚至还有人在拆台。在这种状况下，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若槻礼次郎会这么快放弃抵抗，“全面同意陆军意向”。

10月8日，日本空袭张学良躲避的锦州，招致国际社会一片谴责，各国政府也发现日本政府无法节制军队，内阁地位又一次下降。最终12月13日，第2次若槻内阁宣布总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