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察：四中《决定》如何出炉（组图）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等七常委在主席台上。（新华社）

“礼乐可知新制度，山河谁问旧封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5天之后，北京时间11月5日18:01，新华社全文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约一个小时之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于决定的说明文件也随之出炉。

在中共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三中全会因为多次实现巨大改革突破往往可以彪炳史册。就如在这次的四中决定说明文件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紧随三中之后的四中全会，更多以议题的精准定位就中共和国家面临的问题对症下药给出方案，中国的命运因此也往往和四中闭幕后公布的相关《决定》紧密相连。

不可忽略的四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北京京西宾馆，302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9位列席人员参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达成了共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0个月之后，1979年的四中全会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保障中国农民经营自主权，发挥生产积极性。实际上是在农业和农村领域，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落实与深化。6年之后的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确定了进一步实现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加快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年轻化的进程……

1989年，六四事件结束不久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调整，江泽民成为中共总书记进而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十三届四中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是在新形势下加强中共党建的纲领性文件，对提高中共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是199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的核心议题，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专题讨论国企改革。这与当时中国国企六成以上亏损，工人生活得不到应有保障的严峻形势紧密相关。

之后，随着腐败在中共政坛的愈演愈烈乃至“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论调的出现，中共十六和十七届四中决定分别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均是聚焦中共党建范畴。

距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35年之后，2013年11月9至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布对中国各领域改革进行整体系统部署，并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要转变——经过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摸索，找到了把宪法中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统一为一体的成熟的“中国特色”。

十八届三中全会举行6年之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在这份决定的相关说明中，提及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所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显然，虽然外界并无多少感观，但是从彼时至今的近30年时间，关于制度建设应该一直是中南海高层的案头工作之一。

决定稿起草的过程

根据习近平对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相关说明可以发现，2019年2月28日和3月29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会和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本次会议主题。根据近年新华社的报道，提交中央全会审议的“决定”稿，都经历了复杂的起草过程：一般当年春天成立起草组，多次调研、座谈，数易其稿，耗时半年多完成。根据惯例，全会将分组审议文件讨论稿，最后将意见反馈给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对文件进行修改，最终形成文件。

从习近平的说明文件，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2019年4月3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式启动起草工作。”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就全会议题征求各地区各部门意见和建议。各方面共反馈意见109份；9月初，决定征求意见稿下发中共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包括征求“部分党内老同志”意见，此处的“党内老同志”很有可能是包括江泽民、胡锦涛等退休的中共老常委。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选举江泽民中共总书记，图中左起：宋平、姚依林、乔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新华社）

2004年9月19日，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与尚未卸职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人员。 （新华社）

说明显示，经过“征求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共反馈意见118份；9月2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与会人员提交了10份发言材料。经汇总，各方共提出修改意见1,948条，扣除重复为1,755条，其中原则性意见380条，具体修改意见1,375条。后经决定。文件起草组对决定稿增写、改写、文字精简283处，覆盖各方意见和建议436条。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开3次会，中共政治局开2次会，最终形成决定稿。

2019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李东生、蒋洁敏、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严重违纪问题审查报告。（央视视频截图）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马建堂、王作安、毛万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新华社）

文件起草小组成员

6年前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据称共有70名成员，其中组长是习近平，副组长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兼任人大委员长和中纪委书记的张德江和王岐山，成员是“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两位省里的领导同志”。这“两位省里的领导同志”后被揭晓是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和浙江省省长李强，不过令人唏嘘的是今天这两位官员的结局完全不同——赵正永因为贪腐已经于2019年1月落马，李强则因为调任上海市委书记成功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则包括当时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中国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最高法院长周强和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等。

如同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署名一样，本次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说明文件仍然署名习近平。由此可以推测认为，习近平应该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文件起草组的组长。但是副组长以及组员情况则未可知。不过根据往期的经验，四中决定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一般来自六大类机构：一是党务部门。例如，中宣部、中组部、中纪委、政法委、财经委、中央政策研究室等；二是全国人大；三是全国政协；四是政府部门，如司法部、财政部、教育部等部门；五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六是中央军委等部门和机构的官员。

总之，四中全会的决定文件起草组政治规格极高。尤其是这次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事关习近平时代中国极具意义的政治方案和目标，是决定中国能否持续良性发展的关键。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曾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而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追求的正是制度和人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理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