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30年过去了，纪念“六四” 自由派更要有反思与批判的勇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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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六四”事件爆发三十年。三十年来，“六四”在亲历者、知识界、港台社会造成的心结，至今仍未化解。一些人甚至产生阴影和执念，始终揪住“六四”不放，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用“六四”来讨伐和否定中共政权。这种情况在香港尤其明显，每年6月4日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政治仪式和标志性景象。不同的是以前香港纪念“六四”带有大中华情怀，是本着推动国家民主化的初衷，今天在一些年轻人中却变成对“他者”的批判，沦为一些人倡导分离主义的藉口。而中共亦是深受其扰，长年面对亲历者、知识界和港台社会的诘问，历史的伤痕每年到此时都会被撕裂流血。

这样场景已经循环往复三十年，反复提醒着世人“六四”是邓小平时代的最大包袱。中国古人用“三十而立”来表达一个人年满三十岁后应该自立于世的人生理想。可“六四”事件虽然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却始终未有一个禁得起世道人心检验的说法，中共和亲历者、知识界、港台社会之间的裂痕和嫌隙非但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弥合，反而愈发僵持，成见日深。正如一句箴言所说的“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六四”现在正面临类似困境，成为横亘在亲历者、知识界、港台社会和中共之间的心结，亟待重新评价。

作为“六四”事件的主要责任方，中共理当深刻反思，坦然面对历史。目前中共尽管有一些局部的修正措施，包括高规格纪念和评价与“六四”爆发有密不可分关系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进行一些个案赔偿，允许一些当初被通缉的人正常回国，但总体上还是回避对“六四”的重新评价，压制和收紧关于“六四”的讨论，在官方历史教科书上，更是没有半点踪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做法不仅会激起亲历者、知识分子和港台社会不满，也让开放时代走出国门的年轻人在接触到这个议题时深感错愕。“六四”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悲剧，非但不会因为严防死守而消失，反而拖得愈久，负面效应愈大。

中共应该认识到，过去三十年对“六四”的定性，很笼统和不恰当。当年那场运动同时包含着以“反贪污反官倒”为主要诉求的旨在实现社会公平的学生运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路线和坚持社会主义发展路线之间的政治冲突、社会上小部分人藉学生运动而制造的打砸抢事件。这三种构成的比重、性质完全不同，其中学生运动是“六四”的主体，具有爱国和追求民主、社会公平的性质；发展路线之争是中共党内观点差异以及中共和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打砸抢事件则是刑事犯罪性质。

“六四”是海内外许多人的心结，中共应该展现政治自信，坦然面对历史，打开知识分子和港台社会的心结（图源：Reuters）

正确处理方式应该是将三种构成明确切割、区别对待，但遗憾的是，三十年来将这三种构成混为一谈，笼统而简单地扣上一顶帽子，对参与学生不公平，不孚众望，致使“六四”变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许多人心中的疙瘩，也无助于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过程中凝聚知识分子和港台社会人心的工作。如果说以前中共不能重新评价“六四”是受限于某些政治现实，那麽在今天中共早已通过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和近些年来的反腐、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政治自信的背景下，应该践行一个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执政圭臬的政党的初心，坦然面对历史，重新评价“六四”，进而推动社会大和解。

与此同时，一些揪住“六四”不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更应该反躬自省。一直以来，这些人把“六四”定义为一场旨在推行自由民主、否定中共政权的运动，并因为当年未能实现目标和中共的暴力镇压而耿耿于怀。坦率地说，当你要以“革命”的手段来颠覆中共的时候，中共怎麽可能不以“反革命”手段来对付你？暴力镇压的手法固然是错误的，可将“六四”简单归为推行自由民主、否定中共政权，亦是一厢情愿、牵强附会。当年那群学生之所以涌入天安门广场并获得部分市民阶层的支持，根源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高层为解决双轨制进行价格闯关时出现失误，一度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官倒”，激发民众不满和深层焦虑。 

所以在“六四”初期，学生们最主要的抗议是指向“官倒”，而非他们认知非常少、只停留于想像层面的自由民主，只不过在冷战和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国际背景下，随着西方社会以自由主义之名介入后，才演变为民主运动。纵使如此，除去极个别激进分子，当时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没有否定中共政权的诉求，即便是当时“六四”的参与和领导者也承认，当时游行的学生自始至终都没有人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放在更广阔的全社会情况来看，“六四”的参与者只占整个国家人数的极小比例，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即便是对政治与经济社会存在不满，也没有否定中共政权的想法，他们只是单纯希望过上稳定、富裕的庶民生活，是来自港台与西方的输入性包装，将这场运动变了模样。 

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了解彼时中国的真实情况，忽略了中国的文化根基、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看不见、也体悟不到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淳朴诉求，认识不到历经过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的创伤，实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拨乱反正，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他们错估了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政治文化传统，把西方制度认为是普世制度，认为有了民主自由老百姓就能吃饱肚子，只知道在那里坐而论道，不愿正视中国在六四后发生的剧变，也看不到自由主义片面发展对人类发展造成的伤害，看不到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对自由资本主义正在进行的反思与批判。

“六四”是一场悲剧，但它是中国二次改革的开始。“六四”后，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改革开放迅速再启，市场经济得以建立，中国进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阶段，取得了巨大进步，就像早先《纽约时报》所说的，让“8亿人口摆脱贫困”，“发生了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经济扩张”，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在社会治理层面，“六四”后中共也开始倡导法治，近年来更是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第五个现代化”。时至今日，中国尽管存在诸多薄弱短板，人治和专制问题仍然严重，现代化治理能力尤其不足，但现在是近代以来最富强的时代。不夸张地讲，除了当时自由派的要求，“六四”提出的主要任务都已完成。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还活在三十年前，看不到或者说不愿承认“六四”后中国的积极变化，继续重复着已经说了无数遍的论调，于社会进步鲜有助益。 

当然，这样说绝不是指不去正视“六四”造成的伤害，中共应该展现自信，根据历史事实重评 “六四”，抚平这场悲剧在它和知识分子及海外华人间造成的伤痕，继续在现代化和去专制化的方向努力。知识分子也不要总是活在过去，沉溺于对历史的消极怀旧，沦为鲁迅笔下那个活在痛苦记忆里、逢人就只知道反复诉说不幸的祥林嫂，而是应该向前看，超越个人遭遇和意识形态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积极变化，走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原教旨迷思。在“六四”三十年之际，相对于中共，自由派更要有自我反思与批判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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